有人把侈靡与贪黩比作是一对孪生怪胎。侈靡之习煽动并膨胀着贪欲，贪婪聚敛的财富又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助长着侈靡的泛滥。侈靡风行之处往往也是贪风炽盛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相互依存，狼狈为奸。这种社会现象触目惊心而又经久不绝，以致我们的前人不得不反复谈论这一话题，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觉。  

宋代的陈襄在《州县提纲》中，描述了某些官员由奢入贪的过程：“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由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饵之”，于是，走向贪黩也就成了势所必至之事。他郑重告诫说：“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独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虽有奇才异能，终不能以善其后。”清代的刘衡在《蜀僚问答》中也讲了求奢必贪的道理：“尝见有甫经得官履任，任意挥霍，事事以华美丰腴相尚，只图好看，卒之入不敷出，私债渐多，不至亏挪帑项，贻累亲朋不止。其既也，身受监追，家遭籍没，子孙贫乏，至不能以自存，则皆不俭之所至也。”（《官箴书集成》，第六册）  

虽然不应该武断地判定所有生活侈靡的人必是贪赃枉法之徒，但巨贪大蠹往往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号称“清代第一大贪官”的和珅自不用说，仅从嘉庆皇帝公布的和珅“二十大罪状”中随意摘抄数条，就可以想像他平时过着一种什么样的骄奢*逸、锦衣玉食的生活。除和珅外，有清一代因大肆侵贪纳贿而受到严厉惩处的高官，如王亶望、恒文、高恒、李侍尧、钱度等，也大多是“为人傲慢，生活奢侈”、“性耽逸乐”、“恣情挥霍”之人。  

侈靡同贪黩的关系，也许从清代的河道衙门一类地方可以得到更加典型的体现。在清代，河工是有名的肥缺，被公认为“国家之漏卮，官场之利薮”。这里官员们生活之靡费达到了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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