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吏治的窳败固然与官员个人素质有关，但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已经不仅仅是官员品行好坏的问题，也与政府官俸政策的失误有关。当时的许多官员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1863年，河南学政景其浚痛陈官俸减扣对吏治腐败的消极影响：河南各官因俸廉减扣，收入无几，“道府以上计无所出，季规、节寿规、哨费、秋审费，种种名目，无一不取诸州县。州县计无所出，钱漕浮收之外，差徭繁琐，无一不取诸百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1875年，盛京将军崇实也深刻指出：“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黩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即有清洁自好之员，迫于时势，亦姑择受一二，不敢矫异鸣高。”（《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三）客观地讲，吏治清廉不能全靠官员修身养性，内敛自律，而应通过政府合理的官俸政策加以规范。惟有尊重官员职任，给予合情合理的收入，方能确保官员尽忠职守，为国为民。如果不顾及官员公务之繁与生活之艰，在官俸支出方面一味“节省”，而又奢望其枵腹从公，这就不仅是政策失误，更是统治者缺乏智慧的表现。  

（转载自光明网）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