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发生了。这时，曾国藩重病在身，清政府命他赴津查办教案，他从保定抱病登程。到天津后，迫害爱国人民，侦骑四出，乱抓“凶手”，酷刑熬审，屈打成招。他无耻叫嚷说：“外国疑天津可杀二十，他口即可杀四十，，今日可杀二十，异日即可杀二百，洋人在中国几无容身之地”。(曾国藩：《复宝佩蘅尚书》，《曾文正公集·书札》，卷二十一，第48页。)后来，他上奏说：已讯定人犯，共拟正法者十五名，“供证未确实者尚有十六名，拟归第二批办理。将来第二批奏结，或再办首从犯数名，或与洋人订定抵偿实数，中国如数办到”。(曾国藩：《审明津案各犯折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第52—54页。)“这样办理，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他唯恐由于教案处理不当，引起战争，影响到清朝统治，因此，处处顺着法国侵略者的意志办事，乱杀爱国人民，再次暴露了他媚外卖国的奴才本相。
天津教案办理结束，朝野舆论大哗，责骂曾国藩媚外卖国，清政府将他调任两江总督。到两江后，他回忆起赵烈文所说的清朝的寿命不长，未免内心虚怯、忧惶，又不断传来对他办理天津教案媚外卖国的谴责，他自己也觉得办案“过柔”，“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四顾茫茫，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常常自言自语：“生不如死”。一八七三年三月，他怀着羞愤与耻辱，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一命呜呼了！
地主、资产阶级文人往往吹嘘曾国藩作风清廉，堪为楷模。这是不符历史事实的。藩国藩本人是否贪污，现在尚无确切的资料可资查考。无可否认的是，他包庇、纵容曾国荃在军中搜刮，大抢天京城，故曾国荃“老饕”丑名遍天下。曾国藩居然为曾国荃喊冤辩护，说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所得无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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