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有着多重性格的人物。他对湘系人物或亲近湘系的人物，基本上能讲诚、讲信，对非湘系的官僚或其他*集团，一般来说，只有踢脚。然而为了个人的荣辱，在紧要关键时刻，即使是他的亲信骨干，他也会踢脚，如曾国荃攻陷天京后，清政府要曾国荃交出在天京城中抢到的大量金银，曾国藩上奏硬顶软磨，最后他施展了移尸害人之计，奏称太平天国的金银大多藏在苏州。攻陷苏州的李鸿章为此牢骚满腹。尽管曾国藩讲派诚、派信，但改变不了他有权必夺，有利必争的军阀性格，因此，湘系内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仍然是相当激烈的，沈葆桢、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是明显的例子。

　　一八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夜，曾国藩的亲密门生赵烈文，与他在两江总督衙门挑灯夜谈。曾国藩说：京中来人谈，“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听了，双眉深锁，气都透不过来，良久，对赵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11页。)一八六九年七月七日，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与赵烈文谈心时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指恭亲王奕□、文祥、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江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第393页。)他明明知道清朝统治下“民穷财尽”，“两宫才地平常”，中枢当权者不是“规模狭隘”，便是“才薄识短”，然而，他一有机会，仍旧竭力为清朝卖命。

　　一八七○年六月，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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