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一年底，忠王李秀成挥师攻取杭州，旋即略定浙江，胜利开辟了浙江省根据地，太平军声势浩大，军威大振。曾国藩惊呼：“现在苏、浙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基已固。贼数号称五十万，……东南大局，收拾愈难”。(曾国藩：《浙省失守徽郡被围通筹全局折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第42页。)一八六二年春，忠王李秀成命令太平军进击上海，英、法侵略军会同“常胜军”、清军负隅顽抗。这时，逃沪、苏、常士绅思想已经买办化，他们目击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不勾结外国侵略者，无以守住上海。他们数典忘祖，与外国侵略者勾窜一气，组成了《中外会防局》，于此同时，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派钱鼎铭等乘英国轮船西上“安庆乞师”，敦劝曾国藩出兵上海。攻陷安庆后，曾国藩本来踌躇满志，但是，李成秀出敌意表，取得了开辟浙江根据地的胜利，使曾国藩遭到严重困难。正当他反复筹思，左右为难时，上海滩上的买办与逃沪苏、常士绅等组成了清军与外国侵略军联合作战的后勤、参谋、联络机构——中外会防局。曾国藩大喜过望，遂决定与上海买办、苏、常士绅合流，答允了他们“安庆乞师”的要求。一八六二年四月，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东下淞沪。曾国藩认为英法联军在北京，“不毁伤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四月初七日条。)他鼓其如簧之舌，颠倒黑白，知有清王朝的利益，不顾国家、民族的权益与安危。所以，一八六二年四月下旬，清政府命令他议复“借夷兵助剿”问题时，他眉飞色舞地复奏说：“洋人与发逆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愤，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军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曾国藩：《筹议借洋兵助剿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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