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个善于打别人的旗号，拉自己山头的人物。作为一个在籍侍郎，湖南省团练大臣帮办，是无权在乡独树一帜，招募湘勇，组织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外的湘军的。他利用太平天国西征军节节胜利，武昌、长沙风鹤警传的紧张形势与深得清政府信任的江忠源（1812—1854）的名义，以罗泽南、王鑫等组成的湘乡练勇千名为骨干，扩编组成湘军，无论对官方，对朋僚，以至对江忠源本人，他一再信誓旦旦地宣称，吾欲练兵万名，以供其作“扫荡天下之具”。由于他运用权术，在筹组湘军的过程中，得到了湖南官绅的支持。但是，当一八五四年江忠源被困庐州，情势危殆，清政府命令他派兵赴援，他却不派一兵一卒，反而诤诤有词地说：“即使成军以出，亦当于黄州、巴河、九江等处先谋收复，又不能遽赴吾岷老（江忠源，字岷樵）之急。大局所在，止论地形之要害，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曾国藩：《复夏憩亭》，《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第26—27页。)为了掌握他的*资本，与他亲手缔造的湘军的绝对指挥权，他见死不救，断然抛弃了江忠源，暴露了他对人以诚以信的伪道学的真面目。后来，湖南官绅以及他的朋友对他多所责难，他气愤之余，裱暴自己说：“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近于妒功嫉能，□薄险狠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慨无已。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氛而薄之；碧化长虹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曾国藩：《与刘霞仙》，《曾文公全集·书札》，卷四，第9页。)生花之笔，掩盖不了他内心的虚怯。

　　曾国藩在筹组湘军以及湘军发展的过程中，所有营官、统领，都由曾国藩亲自委派，如他所说：“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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