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九江、安庆已经设官据守，如果进而攻陷武昌，上及荆州，“则长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源、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元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第40—41页。)曾国藩这一战略思想，指导着湘军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攻守进退。
一八五八年，翼王石达开率军转进湖南，捻军纵横黄、淮流域，威逼直隶，清政府对用兵重点摇摇无主。曾国藩上奏说：根据我追击石达开入浙、入闽的经验，觉得石达开军今非昔比，所部“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已成流寇之象”。捻军本属“流寇”，不足为患。惟有太平天国建都金陵，“伪号立国”，是“窃号之贼”，故应集结重兵扑犯安庆，直捣金陵，然后“大局一振”，其它各路“贼匪”不难戡定。(曾国藩：《遵旨悉心筹酌折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第32—34页。)曾国藩这一战略思想，指导着湘军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攻守进退。他又针对太平天国开辟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指示湘军将领，在战术上，“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少百里之粮”，对太平天国根据地采用了蚕食鲸吞的战术。曾国藩是敌方进攻太平天国战略战术的制订者，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罪魁。
曾国藩指挥湘军进犯太平天国时，对太平天国军民极端凶恶残暴。早在他出省顽抗太平军之前，他要对起事农民必须“草□而擒洗之”，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出省作战后，其凶恶残暴变本加厉。李元度在江西作战时，所部弁勇杀、掳、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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