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顽固反动已极。他曾因兵败两次*，获救后，依旧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驱使湘军进犯太平天国。他明知“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人心向着太平天国，他妄图用“斩刈草菅”的阶级报复手段，来扭转败局。一八六○年夏，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家书中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曾国藩：《致源、季弟七月十二日》，《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41页。)但是，他仍旧死命地进攻太平天国。一八六四年春，他说：“户部奏折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郁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这时，他从家书中得知其惠妹病故，儿子纪泽得病尚未痊愈。他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权夺利，互相上奏攻讦，清政府右沈而非曾。(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九册，同治三年，三月初六、初十、二十一日条、四月初七日条。)左宗棠、李鸿章已先后攻陷苏州、杭州，惟有曾国荃拥兵五、六万，顿兵天京城下，久攻不克，外间责难颇多。以上种种，使他“弥觉忧惶，不能自守”。他采摘了古人的成语，制作一联：“疆勉行道，庄敬日强”。(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九册，同治三年，三月初六、初十、二十一日条、四月初七日条。)这时对联的真义是：内外交逼，处境窟困，“顽钝自奋”，犹图挣扎的写照。以上表明他在任何情况下，在理学的绝对忠君的思想指导下，绝不改变其反革命初衷，可算极端顽固反动了。

　　一八六○年十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清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洋务派奕□、文祥等与顽固派载□、肃顺等在回銮与借洋兵“助剿”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曾国藩基本上站在洋务派奕□的一边。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发生“北京政变”后，西太后专擅朝政，在中央，重用洋务派奕沂、文祥等，在地方上，重用正在向洋务派转化的实力派湘系班头曾国藩。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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