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圩的联系和组织，使一个个宗族组织连接而成了综合治理圩区的乡族组织。官圩是官方修筑管理的圩区，不少历代传承。如太平府当涂县东南有54圩总称大官圩，自三国始建，历代官方修管。而修筑官圩者，仍是圩中之民，所谓“圩内之民，即起坝之夫”[32]。官方仍是通过并依靠士绅及圩中宗族、乡族组织治理圩区。顺治十五年（1658）官方批准并下令立碑勒石的大官圩生员汤天龙等条陈修筑官圩十六款中可知，官圩修筑，是“以齐民治齐民”，官圩中起实际统辖作用的是4总圩28小圩长背后的各族族绅。在这里，基于水利工程的乡族组织似已经发挥着综合治理圩区的作用。事实上，官圩也好，民圩也好，官方均以其中的社会实体组织——宗族乡族为基础，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组织。有类似里社保甲的圩甲；有“乡”以下与“社”并列的“圩”；有“乡”、“图”、“圩”*行政区划等。[33]
基层社会各社会实体组织之间，除了经济上的联系，还有信仰上、文化上的联系。其首要的信仰是敬天法祖。祭祖，对于大多已出五服的族人来说，特别是广布各邑的各支派族人来说，已不单单是宗族行为，而至少是带有乡族意味的宗族社会行为。如休宁程氏，每年元夕前二日为其祖忠壮公生辰，全体族人制花灯娱神5日，参加者不下6000人[34]。然祖先神灵并不主宰一切。在基层社会，“共同社会性”与“利益社会性”互为表里，揉杂儒、道、佛、帝王将相、鬼怪神仙、文人侠客等各种素材，构筑了极为庞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其表现一为神祇崇拜；一为迎神赛会。
神祇崇拜有体现对上层统治权力的崇拜，如自明洪武年间敕令各府州县建立的城隍系统；历代贤良忠臣祠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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