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已知的澳门保皇总会人员情况来看，基本仍是《知新报》的老班底，而且多为康门弟子。此一时期先后主持澳门保皇总会会务的王觉任和徐勤，都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办学时的大弟子，又都担任过该堂学长，深得康有为的信任，故能被委以澳门保皇总会总办的重任。其他总会中的康门嫡系弟子，如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陈士廉等，也都担当重要的角色。而澳门当地巨商何廷光，虽被任命为总会财务总管之职，实际上却未能与闻机要。梁启超曾在致康有为的书信里写道，“穗田（按：指何廷光）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1](P233)；冯自由后来在《革命逸史》一书中述及此段历史时也说，何当时“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5](P74)，当系实情。 

四、澳门保皇总会的运作状况 

澳门保皇总会设立后，其内部机构的设置、分工与运作，并未能够及时走上正轨。初期主持会务的王觉任，“谨有余机变不足”（梁启超语），遇事独断独行，行动诡秘，以至引起海外各地保皇派人士的很大不满。梁启超在致澳门总会以及康有为的书信里，多次批评澳门总会运作上的缺陷：“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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