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先生指出：“汤显祖对文学创作中‘骀荡游夷之思’的追求，显然是与思想中景仰‘狂斐’是一脉相承的”。 

无独有偶，石濂大汕在诗歌创作中也在追求一种“狂斐”气息。大汕《离六堂集》有海门居士唐化鹏撰《离六堂诗序》，略云： 

客有造于海门居士曰：某读石和上诗有疑焉。海门曰：何疑？……曰：其诗俱在，有言美人者、饮酒者、*者、嬉而笑者、怒而詈者、愁而怨者、悲而哭者、慨而叹者、嘲谑者、骇者、愕者、叫者、嚎者、叱者、喔咿者、狎慝者、泰者、倨者、倔者，果道耶？……海门曰：……昔有狂泉之国，饮泉者皆狂。有一人不饮亦不狂，国人群以为狂也，束缚之，薰灼之，饮之狂泉，必使其狂而后已也。有智人知之，故佯为诸狂者状，入诸狂人中，阴以已狂之药，杂诸饮食中饮食之，诸狂是由是得免，和尚之于诗亦犹是也。” 

在广州长寿寺，石濂大汕主持之“戏台在大殿后，所演多《西厢》、《牡丹亭》诸艳本。师徒相酬，动十数日”（注：潘耒：《救狂砭语》，上海古藉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第246页。），同样表现了其“狂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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