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74年12月23办理台湾防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就认识到：“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25〕丁日昌继承和发展了沈葆桢“欲固险地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的思想，提出了“民心为海防根本”的思想。他在1879年6月14 日上呈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中指出：“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故筹办海防，若不整顿吏治，固结民心，仍未免有名无实买椟还珠也。”〔26〕他例举当时国内种种吏治腐败的现象，如捐输、保举等等，请求朝廷“严饬各疆吏加意整顿吏治，宁使一家哭勿使一路哭。抑或如古者巡方之例，钦派公正而兼明之大员数人，分巡各省，认真举劾，将贪污之吏一扫而空之”，只有这样，“百姓生计可遂，元气可复，众民可以成城，海疆安如磬石矣。否则民心一离，百事瓦解，一遇风鹤之惊，无不揭竿而起，其时即食贪吏之内，庸有济于民生国计乎？”〔27〕

丁日昌明确提出“民心为海防根本”的思想虽然在1879年病重期间，但这一思想却是他在闽抚任内对台湾“整顿吏治、固结民心”实践的升华。丁日昌初到台湾时，对台湾吏治极为不满，他在《惩办蠹役片》中说道：“台湾远隔重洋，吏治暗无天日，衙役倚恃官势吓诈乡里，所欲不遂，辄即私勒索，被害者往往卖妻鬻子，破产倾家，实堪痛恨。”〔28〕他下决心整理台湾吏治。在丁日昌抚闽任内，革职查办了一批如彰化县知县朱干隆、嘉义县知县杨宝吾、何銮，台湾县知县白鹭卿、噶玛兰通判洪熙涛、台湾县役林升等贪官污吏。丁日昌雷厉风行惩治官吏腐败深得民心。据记载，当台湾道夏献纶宣布处决“索诈民财以填欲壑”的台湾县役林升时，“万众聚观，咸谓地方从此除一巨害，无不同声称快。”〔29〕对于台湾地方文武官员玩忽职守、纵贼殃民案件，丁日昌亦采取“从严惩办”。如彰化县发生几个村庄的匪徒乘夜恃强行劫案件，丁日昌一方面饬令将发案时不在防的管带练兵之外委吴拔高押赴发案村庄“按军法从事”，另一方面对于副将乐文祥、署彰化县知县彭鏊，因“不能先事预防”，“请旨一并摘去顶戴”：对于北路中营都司赵品不能认真缉捕，“请旨暂行革职，留任勒限购缉盗犯”。〔30〕

为固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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