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新学士绅看来，西方近代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主旨并无二致，民众与社稷为国家本体，帝王朝廷只是依附其上的治理者。从至圣才能称王的圣王观出发，君主必须以德为本，无德则失民心失天下。正所谓“弃民者民亦弃之”。纲纪之说，在中国传统*的运作中，对皇权同样具有规范作用，易顺鼎代刘坤一所拟致唐景崧书，不仅痛斥“当轴主和”，无故割地，“欲令赤县沦为左言，苍生亦为左衽”，而且特意申明：“窃思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鲁隐、荀息无救于乱，鬻拳、祭仲犹谓之忠。至圣苦心，所以教千古之英雄，扶万世之宇宙者，至深且远。三代以下，此谊不明，海内三四贤豪，束缚于规矩之内，拘牵于文法之中，一遇世变，惟有孑身远引，否则束手待毙，自活不暇，何能活人？于是乱臣贼子，夷狄枭桀之徒，转得乘间蹈暇，争窃其柄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涂炭，神州陆沉，而天下之祸亦已极矣。虽仲尼复生，不能不望于以圣贤之心行英雄之事者也”〔35〕。只要能够救国，则兵谏、废立亦在所不惜。透过表面的忠奸之辨，士绅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制衡皇权、代表民权的角色作用呼之欲出。正如台湾绅民血书所说：“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36〕皇朝如果弃民不顾，则臣民理应抗命不遵，甚至除旧立新。这与庚子维新派不认伪廷、自立救国如出一辙。

三

庚子勤王运动，除汉口自立军外，保皇会在两广和中国议会在江淮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因而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究竟可以附和维新派到何种程度，无从揣测。但从他们在此前后的活动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