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的唐景崧、丘逢甲涉足较深，尤其是丘逢甲，曾亲赴南洋与康有为、丘菽园、容闳等洽商，并与康有为等约定，“须返家廿日，则六月乃出”〔37〕。丘逢甲回到汕头，适逢潮汕鼠疫流行，其三弟及长子、次子均染疫而殁，举家已由潮州迁往镇平。遭此劫难，固为人生之大不幸，丘逢甲因此而深居简出，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以陈翼亭一介武夫，康有为还希望他“亦当移孝作忠”。从一些迹象看，康与丘逢甲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6月保皇会试图抢攻广州， 夺城后所发保护外人布告檄文，须视形势变化，由不同人物署名。本来丘逢甲同意具名，后经修改，决定“若非明失和，则用莲珊（经元善）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38〕。此后保皇会的军事部署中再也找不到丘的位置，显然他已不再参与其事。唐景崧的情况类似。他于5月主动派人向保皇会请期， 康有为因“西力膨胀”，有意让广西率先发动，此后又屡次欲舍东就西，但广西方面始终无力先动。以致于保皇会后来怀疑广西人士借机谋财。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经庇能访康有为， 谈及中国朝野名士的品格，康表示赞赏唐的为人。当井上提到有传闻说唐曾向康索款五万以谋巡抚之职时，康还一口否定〔39 〕。 但保皇会中对此似已抱成见。1903年，岑春煊督粤，保皇会“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屡次函告康有为：“岑督不可信”，“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40〕他们仍然心有余悸。虽然具体所指为汤觉顿等人，但泛称西省人士，显然并不把关于唐景崧等人的传闻视为空穴来风。长江方面参与中国议会活动的俞明震、易顺鼎、陈季同等人，因自立军失败后上海新党名士被通缉，国会随即瓦解，汪康年等人的计划仓促间难以奏效，也无所表现。

庚子以后，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情况因人而异。 唐景崧病逝于1903年。丘逢甲与时俱进，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俞明震因民主国事而见疑于当道，以候补道“屏居四五年不得一差，穷乏特至。值恩寿为江宁藩司，俞乃携其往日通殷勤之友某所著逐满书及其仇满信函往谒恩寿曰：‘不杀此人，其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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