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劾十条劣迹，其间固有不少是早已招致物议或曾经何璟等查询的问题，但也乏失实或夸大之处，甚至有的本是当时习见的通例，并不能算是刘璈个人的劣迹。如第一条所称台南湘军各营所缺勇夫截旷、价银交归刘璈，而他由其内帐房酌发部分管带、帮带的薪水，这在清末统军将领中本是常事，不足为怪。且刘璈所收截旷，都备有详细收支帐目，并未全行纳入私囊。其第二条指其光绪十年间在台南镇海等营实行存饷点验制度，导致“勇丁多弃饷而逃，各营空额概不令补，空饷提为截旷”，“上年五六月间竟有空勇至三百余人者”。存饷点验制度办理不善倒是事实，但并非造成空勇的真正原因，刘璈也并未规定“空额概不令补”。他只是曾组织裁汰有洋烟、*恶习的疲勇及一些老勇、弱勇，为了防止此革彼招，要求验看箕斗，这个出发点本是好的，至于各营因嫌麻烦而不添募勇丁，则是另外的问题。再说，在刘璈接任前，台湾各营中的虚冒问题早已普遍存在，只是各营多少不一，未经具体查核而已。刘在整顿军纪、营务时查出了问题，虽未能使各营如数补足，但至少减少了无谓的军饷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任虚冒、疲沓成风的问题。

总而言之，刘铭传所劾，虽达１９款之多，但多半即何璟当初曾多次查核的谣言，正如刘铭传本人后来在台进行整改时，“蜚语流布，劣绅土豪阴事阻挠”一样［（１３）］，原本未足轻信。再就刘璈之劾、之放在左宗棠去世后不久，而经刘铭传密保的继任者，即奉查台湾府库存款，却导致杨昌濬与刘铭传上奏的结果大相径庭的陈鸣志来看，其间的缘由与虚实，也就不难想象。

四　《巡台退思录》的奏毁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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