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此以前，台湾首府一直在台南，*和防务的重心也一向在南部，刘璈初任兵备道时，曾议将道府移往台中，但尚未能做到，先已开始修建的台北府城，也尚未竣工，自然，当时台南尚为首郡，乃士气民心所系，且粮饷、军需及各项储备均在彼府库，确关台湾根本，倘有疏失，影响自然非同小可。且他议以镇、道分统南、中两路，而台湾镇吴光亮已自任中路，他统军驻守台南，实出自然。再说，他还在汇报五路布防的同时，便“以各统将职衔相当，无人节制。令必不行，事必终误。……应请宪节东临，……以便居中调度”［（３）］。因督、抚均批示不能渡台，他又曾要求奏请简派知兵大员驻台督办，并表示：他自己“虽偏在台南，仍当凛遵奏饬，相机妥筹，随时报办，断不敢以分路统军稍涉推诿”［（４）］。在兵力配备上，在此前后来台的祥左营与孙开华部擢胜三营均在办理台北防务，他又曾令士绅林维源“自备资斧”，募勇２５００名“专顾台北”，“无事分防内山，兼务开垦除害，藉以兴利；有事调赴海防，联办团练”［（５）］。加上曹志忠统领的北路防军４０００人，计划中的兵力，台北实际上已远厚于台南，而且还有章高元所统淮军、杨金龙所带湘军两支游师调资策应，可见他重南并未轻北。
而在另一方面，刘铭传的重北，实际上也不过是势之所然。他去台时，已有台湾镇、道率军分驻台中、台南，而他最先到达的是基隆，而后是台北，当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他自不能不立即投入备御。加之，当时整个台澎地区全部兵力不过２万，而北部一路已占近１／３，他也理应据此以设大营。他驻防台北，完全是自然的事，并非特别之举。相反的，如果他移驻台中甚至台南，恰恰是其之失。就此而言，二刘并无多少高下是非之分。
后来战争固然发生在台北，但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二月，法军统帅孤拔也曾率船队到达台南的安平港，通过驻台英领事约见刘璈。刘璈不顾左右劝阻，训示炮台守将：“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不在中也。”［（６）］之后，他便昂然登上了法国军舰。当席间谈及军事时，孤拔傲然问道：“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刘璈即不卑不亢地答道：“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７）］一下就得孤拔无言以对，随后便率舰队离去了。此次虽未动刀枪，但倘非有刘璈的大无畏精神与凛然正气，加上事先的备御，战事亦或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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