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之所以到是年１０月才提出割台方案，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使日本有了割取台湾的可能性，完全不能以此否定“战争发动之初日本即已经有割取台湾之野心”。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向陆奥宗光报告：“欧洲的舆论，只要不影响欧洲的利害或中国的存亡，不论提出任何条件均无异议。”［（３）b］驻俄公使西德二郎进一步向陆奥建议：“既然我得此机会不能不索取土地，依本官之见，莫如以军费赔偿之一部指望于台湾，因此岛今后可给我以重大利益，且久被清国搁置，让之，对其国运之兴衰并无重大影响。即使对于俄国，亦无任何关系。虽可推知英国有所举动，然若俄国不加反对，恐英国亦必不强争之。”［（４）b］西德二郎在建议中的分析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被陆奥所采纳，在《媾和预定条约》草稿乙案的第二项列入了“中国将台湾全岛割让予日本”［（１）c］。
到１１月底前后，陆奥宗光考虑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意见，在草稿的基础上，按通常的条约形式，正式写出了《媾和预定条约》第一稿。此稿凡十条，其第三条曰：“清国将台湾全岛及……岛之主权，并该地方所有堡垒及官属物件永远割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清国军队即从该地方撤退。自本约批准交换日起，日本国得任便占领上述地方。”以“赔偿军费”的名义割让台湾，可以避免采用武力攻取的方式，这种如意打算明显地是来自西德二郎的建议。又到１２月，日本政府已经探知，俄、英等国对日本割台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在《媾和预定条约》第二稿中对“将台湾全岛及……岛之主权”等字样仍保持不动。其中的删节号显然是暗指澎湖列岛，因日本当局一时尚摸不准法国的态度，故暂时空了起来［（２）c］。可见，割取台湾也好，割取澎湖列岛也好，日本在何时提出方案，主要是根据西方列强的态度而定，并不能以割台方案形成的时间早晚来证明日本不是“战争发动之初即已经有割取台湾之野心”，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陆奥宗光准备《媾和预定条约》第二稿的同时，伊藤博文提出了日本陆海军作战的新方略。他主张，在进攻威海卫的同时夺取台湾。并且指出：“虽时有谓占领台湾必更再次招致列国物议之虞者，此不过一己之臆断耳。列国中虽有垂涎台湾而欲乘机染指者，见我军之占领而抱不快之念，然我既不妨害其通商，又不假以保护其商民之口实，此与我军席卷直隶，使彼陷于无政府境地，招来列国之联合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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