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知主和之谬误而揭露抨击之

清政府中的主和派人物，曾编造了许多所谓“根据”以掩人耳目。对此，官僚士大夫层中的有识之士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则是恭亲王奕昕代詹事府左赞善等人所奏条陈的内容。

主和者的“根据”之一，“曰度支匮乏，筹饷艰难，“不可不和。”左赞善等指出：“往代兴亡之故，率皆误于和局，然尚未有如是其暴者”。即或在欧洲各国中战败者的赔款，也“不闻有如是其多者”。日本敢于如此要求“我且唯命是听”，这是其“不能以战死我”而采取的“以和死我”的一种卑鄙手段。

主和者的“根据”之二，“曰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可不和”。论者尖锐指出：“然且割鸭绿江以西，辽河以东”给日本，实际是一种对中国“万世之门户不顾”的极其错误的作法。既或日本集中兵力进攻奉天和直隶，但是我们在“京东有程、董、曹、聂及沿海驻扎各军，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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