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非官即绅，而官与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讨论由谁来任台湾民主国的总统时，“众意属景崧，逢甲知景崧不足以有为也，迟疑而未决。然景崧负时望，为台民所归，且景崧之外亦无他人足以当斯位者。”（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此后，唐景崧又拒绝丘逢甲之请，非但不能主动与刘永福“捐私怨而急公义，”而且，对丘逢甲心怀疑忌，克扣饷械，限制其义军的行动范围，是为当时官欺绅之明显例证。唐景崧身为最高领导者，既缺乏抗战的决心，又不善治军，更不可能身先士卒，最后竟于五月十三日（6月5日）逃之夭夭。丘逢甲闻而痛哭，怒斥道：“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此后，丘逢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组织义军与南侵日军浴血奋战，终因饷械俱绝而失败。丘逢甲是当时台湾绅士阶层中的颇具影响的重要人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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