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恢廓的视野，非但使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开始新陈代谢的历程，推动其研究不断从域内到边徼，从边徼到域外之更为广阔的空间拓展和延伸，同时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之钟情于王朝治乱兴衰的探讨的封闭狭隘、单一贫乏的学术格局，进而推动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嬗变的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正是由于具有上面所说的鲜明、强烈的时代精神，才使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涌现出了一批集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于一书的边疆史地名著。并对当时的学术与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即谓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非但有助于推动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对促使国人了解“边情”、了解域外世界，激发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国政府筹边谋防、抵御四方列强的入侵，进行边疆谈判提供了丰富翔实、极具价值的历史依据和借鉴启迪等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意义。像祁寯藻评价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时说：“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洲《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故此书一出“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43!还有方复恒对姚莹的《康輶纪行》的评价，他说：“观其所记风土人情，山川形势，实有以证海国诸书之虚实，……盖先生身历时艰，实有见夫事势之杌臲，而大惧于将来。因使车所止，穷究西方诸国及异教源流，俾天下晓然，不为蛮夷所欺，原其忧国忧世之心，岂不深远也哉”44!诸如上述，可以视为是对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之价值和意义最贴切中肯的评价和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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