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向，并加以认真研究和分析，就能从彼此之间的得失利害的相互冲突和对抗中，发现可为我用的有利形势，只要因势利导、把握为我“可乘之机”，巧妙地利用敌手与敌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如迫于形势的需要，为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甚至可不计“前嫌宿怨”化敌为友，以集中最大力量应对当前对我威胁最大、最紧迫的敌手，如此一来可使我在筹边谋防、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乃至最终化解危机，赢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这种欲从“世界大势”亦即国际关系的变化中来思考，探求中国的边疆防务与国家安全之方略的自觉意识，不仅反映了魏源具有世界眼光的恢廓的视野，而且也表现了魏源对国家、民族休戚安危乃至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理智判断。这些即是中国历史撰述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明显标志之一，亦具有“界碑”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姚莹在《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文中，亦表述了同样的认识，他说：“嗟乎，海外诸国，其地之幅员何若，其人之生齿何若，吾不知也，海外夷人讲求世务者，乃能知之，而且言之；并吾中国之土地人民亦能知之、言之，确与否吾变未知也，然大略可睹矣。夫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甲乎四海如此，海外诸国，无不震惊而尊之如此。彼区区英吉利者，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民不及吾百之一，且其本国有佛兰西，其新开西海之地有弥利坚，新开印度之地，又有俄罗斯，皆强邻逼近与为仇雠者。被之患在肘腋，实有旦夕之虞，苟能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何难筹制驭乎方略乎!曷不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务者，日讲求之，更进外夷之人素仇英吉利者，日咨访之乎”42?姚莹这里不仅欲通过中英两国国土、人民之大小众寡的显而易见的比较，来增强国人加强边务，抵御外侮之自强自立的意识和信心，并且认为只要认真关注和研究“夷情”与“时事”，尤其是国际关系，就不难发现英国与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存有尖税的矛盾，以及潜在的危机，这样只要审势察机、巧妙地利用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就不难制订出切实有效的筹边谋防、抵御英国侵略的对策方略。同样显示出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开阔的视野，以及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敏锐的判断力。
可以这样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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