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之二，则表现为研究视野的空前开阔。即谓边疆史地的研究者们不仅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将中国的边务乃至国家、民族的休戚安危置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之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中去思考、判断乃至抉择。也就是说开始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筹划中国的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这在中国历史撰述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个问题亦涵盖了如下两个层面。

第一，将筹边谋防、抵御外侮同了解“夷情”——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鸦片战争的空前惨败和处理“边事”的屡屡失利受挫，使边疆史地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之所以会落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强邻四逼的痛苦屈辱、祸患接踵的危机境地，就在于对“敌情”——“夷情”的一无所知和不屑一顾。结果只能在毫无准备和防范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备而来之敌，最终惟有被动挨打。还有这个敌手已非从前披发左衽、以骑射见长的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拥有坚船利炮、武装到牙齿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一切都使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深切感到要想加强边务，有效地抵御外侮，仅是“知已”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更应该“知彼”即必须了解和认识“夷情”——外部世界，真正做到“知已知彼”。这实际上将“夷情”亦视为“边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认识是在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而昂贵的代价后获得的，对此，边疆史地研究者们感触尤深。

姚莹在这方面是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之一。早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姚莹即开始留心“夷情”，以备“边事”之需。对此，他不无感慨地写道：“莹自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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