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争夺亚洲殖民地的浪潮，中国边疆危机四伏而海疆尤甚，东南沿海的三大属国朝鲜、越南、琉球几乎同时告警。同治十年(1871)四月，在俄国出兵西北伊犁前夕，美国军舰侵扰朝鲜大同江，陷广城镇；十一年(1872)八月，日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迈出了吞并琉球的第一步；十二年(1873)十月，法国将领安邺率兵攻占越南河内、海阳等地；翌年，法国迫其订立《法越西贡条约》，将原为清朝属国的越南改为法国保护。在这股分割东亚领土的恶潮中，刚刚起步维新的日本便开始窃伺西邻，其咄咄逼人之势更胜过法、美各国。

先是，同治九年(1870)日本西来叩关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即已察觉日人，“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且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呼吁清廷“皇然变计”，以固根本。但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台湾土著民杀害琉球难民事件，大举进攻台湾时，切肤之痛，清廷才真正意识到海疆危机的严重性和台防薄弱的危险性。

同年五月，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调兵遣将，往返交涉。但日人以“生番不隶中国版图”为由，哓哓置辩，悍不旋师。最后，在英、美各国的调停下，清廷同意赔付日本“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款，及留用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银共50万两，方了此案。此事朝野震动，对清廷的刺激也不亚于英法联军之役。中日《北京专条》初订，清总理衙门即上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大声疾呼：“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为此，清廷明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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