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九日（阳历10月26日）登高节”起事。届时广东有重九祭祖扫墓的风俗，“使战斗人员可得适当掩护，进入城内。将香港作为人员、武器和资金的集中地，以待出发”。“当计划差不多达到确定阶段时，他们便把乾亨行封闭”。8月29日第三次会议，“便假一公共地方——杏花楼举行。……会中除确定攻占广州的详细计划外，并厘定临时政府政策大纲。”起义计划看来似乎颇为周密。可是，香港方面有部分人员擅自改动了战斗布置，没有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打乱了起义计划。同时，敌人又得到密报，加强了防卫。因此起义尚未发动，就被捕40余人，陆皓东等英勇就义，成为辛亥革命过程中的首批烈士。这次起义的失败，既显示了兴中会组织及筹划上的缺点，也反映了香港与此事的关系。
1900年6月，乘义和团运动高涨之机，孙中山派郑士良到惠州联络会党，准备再次起义，商定等待香港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后因清军逼迫，起义提前发动。忽然孙中山来电告知，枪械已不能由香港转运，要求起义军改道进取闽南，接应他从台湾运械内渡。又因日本改变态度，不许孙中山在台活动，起义军只得解散。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1907年孙中山改在越南河内成立筹划粤桂边境起义的总机关，一年内发动了六次主要依靠会党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香港仍然是革命党人往来联络的重要地点。事后，一部分同盟会员感到会党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难以领导和指挥；所选择的地点又过于偏远，交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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