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社会救济的重任就势所必然地落到了当地绅富头上。而苏州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该地经济发达，人文蔚兴，科第昌盛，乡宦富豪云集，据民国《吴县志》记载，清代长元吴三县拥有宗族义庄的家族达63家之多，其中田产在千亩以上的有32家[49]。事实上，苏州有良好的民间社会救济传统，清代苏州的社会救济之发达，可谓独步全国。当时的苏州府城善堂林立，仅见于民国《吴县志·公署》的就有74个，而且从时间分布情况看，其数量呈稳步增长之态势。这些善堂以绅或民办为主，尤其嘉道以后，基本上全由绅民操办。这表明，苏州的地方绅富事实上已在慈善事业上担当起了主要的责任。在救荒方面，绅富的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以江苏省对道光十一年的灾赈为例，该省这次赈济共用帑金13万两，而通省捐款却达到42万余两[50]。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然而，这些仍然难副现实的要求，善堂多为日常性的救济机构，对于救荒，似乎力所不逮。而当时的苏州，官赈能力有限，仓储以常平仓和社仓为主，且多败落，义仓很少。在丰豫义庄创办前，见于县志的仅有平原义仓和冲山义仓两家。前者由郡人陆锦建积谷四千石建成，无义田；后者为释祖光募建，有义田120.19亩[51]。故每遇灾荒，都以散赈为主。在时人的文集中，这类记载是相当多的。如道光三年大水，苏州共得捐银十四万两有奇[52]。救济手段也很丰富，像开设粥厂、雇人送粥于闾里、设立不收利息和饲养费的当牛局[53]、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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