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圈占畿辅大片土地，除将其中一部分分给皇帝和王公贵族设庄，大部分分给八旗官兵作为份地。因为份地是按“计丁授田”原则分配的，每丁五垧（一垧五亩），故占有大量奴仆壮丁的贵族、官员获益最多，“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37]。从而拥有设立管家管理生产的条件。印证上引碑文，旗人舍地一般都在顷亩以上，慷慨的施舍，说明他们的社会身份虽不尽相同，均属旗人中的富裕阶层。 

除旗人外，施舍土地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民人，如官员、富户、僧道、太监、艺人等，因资料零散，在此不赘（俱详本文附表）。除了以个人和家庭名义施舍外，有些土地是在香会名义施舍的。在这种场合，施舍的是会众集体的财产而非一家一户的私产 [38]。另外，官府也将一些查出的壮丁余地施与寺观。如昌平州南门外永安桥南地一段二十亩，是果园壮丁李国斌开垦的档外余地，雍正十三年六月官府决定将该地施与紫极阁，永为香火之用。[39]  

在寺观的受施地中，按照土地来源的不同，又可分为民人舍地和旗人舍地。民人舍地给寺观属民间不动产交易，为法律所允许，毋庸赘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旗人舍地上。旗人舍地中既有置买得来的民人土地，也包括祖传下来的旗地，而将旗地所有权转让给民人（包括寺观僧人），是为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因此，在旗人舍地现象的背后，掩盖的恰恰是旗地非法流入民间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旗人显然明知故犯。 

按照文献记载，早在康熙年间，京畿民人典买旗地现象已暂露头角，且随时间推移呈愈演愈烈趋势，据说到乾隆前期，已有大约十之六七的畿辅旗地落入民人之手。[40] 此说或不免有些夸大，但旗地大量流失，以致严重影响到旗人生计，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旗地流失严重瓦解八旗制度的根基，满族统治者不能无动于衷，从雍正年间起，开始大规模旗地清查活动，谕令将流入民间的旗地全部动帑回赎，重新至于旗人控制下。前引《潭柘岫云寺募置香火田碑记》所云“间有隐占”，即指旗地被民人典买占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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