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指出，史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市民社会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对1928年以后中国市民社会与政府关系的发展已形成一种定论或共识，即认为此时期社会在政府严厉控驭下，原有的地位、作用、影响急剧下降，从事研究已无价值。如徐鼎新写道：“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名存实亡，商会完全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注：徐鼎新、钱晓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 ）朱英亦指出：“由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采取强制手段对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并对保存下来的民间团体实施严格的监督与控制，使这些团体大都丧失了原有的市民社会特征。因此，近代中国自清末萌生发展而形成的市民社会雏形，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可以说已遭到国家的强制性扼杀。”（注：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历史*，华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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