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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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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0: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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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武汉、厦门、重庆等城市进行的。而且在进口贸易中，西洋器物和日用百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海，1850年进口洋货为390.8万元，其中鸦片占54%，棉织品为34%，棉纱6%，其他杂货占6%。1860年进口洋货总值3667.9万元，其中鸦片48%，棉织品44%，棉纱4%，杂货4%。到1870年进口总值增至4466万元，其中鸦片34%，棉织品50%，棉纱6%，杂货10%[2]。呈倍增趋势。同期的天津，1865年进口洋货总额达到7724571海关两，据1863年各类洋货的价值比例，鸦片占36%，其次为棉纺织品，占16%，其他依次为药材、糖、火柴、玻璃，五金等洋货。仅进口火柴就有131263罗，玻璃5412箱。1870年进口洋货增至11935176海关两。据1873年进口洋货的价值比例为：棉纺织品65%，鸦片3%，其他洋货中火柴为79665罗，玻璃10648箱，针886586千个[3]。洋货虽然在短期内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拒，但因其物美、价廉、实用，很快取代传统土货在各类城市站稳了脚跟。如厦门开埠后“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4]90年代，“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5]20世纪初，甚至在云南昭通那样的偏远之区，商店里也大量出售着各种西方商品，从各种哈喇呢、哗叽、羽纱、法兰绒到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甚至钮扣也是伯明翰的产品，而其售价“却并非贵得惊人”[6]。因此，就消费资料和消费结构而言，到了20世纪初年，西方商品几乎渗入了中国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必需的米、面、衣料等基本生存所需的商品到罐头、饮料等享受方面的商品，都呈现出不断丰富和更新的内容。
2.新观念的输入使中国相袭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发生了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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