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缙绅、富豪加入民变者日众，在民变首领（即所谓“匪首”）中所占比例更大。“杨庆ｋūｎ＠②的统计表明，《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发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属于统治阶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17]从《光绪朝东华录》、《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清人文著等史料看，也可证明这个结论。1901年直隶深州二万余人“扫清灭洋”的首领田燮是武举，他在该州七、八十个村庄倡立联庄会，并联合安平县的联庄会一起行动，显然是个有影响的地方领袖[18]。1902年直隶广宗民变的首领景廷宾是武举；朝阳民变的首领邓莱峰是生员；清丰县天乙教首领张宝镜为五品衔蓝翎千总、新建陆军哨长；山西高平县民抗捐系训导郭士基主谋；1903年浙江海宁民变的首领王锡彤是生员；1906年陕西扶风民变的首领张化龙是武举；1910年山东莱阳民变的首领曲诗文、于祝三也是读书人出身，当地联庄会首领，乡村头面人物。

    至于会党首领及革命党人中，绅富出身或者本人就是绅富者，比比皆是。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弟子，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注：［清］《申报》，光绪二年五月廿四日。）四川江湖会中，“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注：《解散会党》，《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第134页。）；“富家大族之子弟，遂至有用钱捐当帽顶之事”。（注：［清］光绪五年三月初九日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折《四川保路风云录》，第53页。）

    在清末反洋教、抗捐抗税、反户口调查等各种“民变”中，还可见到乡绅、士子与会党、革命党联合活动的影子。清王朝所担忧的“前闻举贡生监以考试既停，无所希冀，诗书废弃，失业者多，大半流入会党”[19]，决非杞人忧天。

    绅衿、富豪组织及参与民变的原因并非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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