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的参与者已有较大的变化，身份非常复杂。除了从土地中游离出去的破产农民、无业游民、手工业者、船夫、小贩、和尚、算命者、士兵、警察、衙门胥吏、散兵游勇、会党、盐枭、地痞、土匪、无赖、罪犯之外，还有富商大贾、*的士绅文人、有抱负的中下级官员、革命党人、留学生，以及妇孺孩童。其中士绅、豪富占很大比重。宣统三年掌云南道监察御史王宝田谓，“至盗贼丑类实繁，有土匪，有溃兵，有退伍，有革党，有在青、在红诸会。技艺以溃兵为最精，退伍次之，革党又次之，而党与则以在青、在红诸会为最众”（注：［清］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掌云南道监察御史王宝田：《奏山东会党日盛请调动劲旅剿抚折》，《民变档案》（上）第188页。），大致是准确的。
参与者中人数最多的是散兵游勇以及以他们为骨干的会党、土匪。
近代中国战争频繁且规模惊人，每次战争后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无处不在的散兵游勇。他们主要源于两途：一是近百万相继裁撤的清军营伍勇丁以及因各种原因被革斥的营勇（注：湘军攻占天京后不久，即被陆续遣散。而后总数近百万的淮军、川勇、绿营等相继裁撤。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绿营已基本裁尽，巡防营和其它地方军队则更多。新起的“练军”也有被裁的情况，如光绪二十六年两江总督刘坤一裁江苏练兵1981名、安徽1296名、江西822名。见《刘坤一遗集》（三），第994页。《民变档案》中屡见有关营勇或被革营勇加入哥老会或土匪队伍的记载，如《民变档案》（上）见292、293-295页等。）。正如时人所说：“伏自发逆平后，湘淮健儿大率因饷绌遣散。其无乡里可归者往往入会拜盟，互相勾结，东南各省到处皆然。而松郡驻有各营，尤为若辈所依附。会匪、散勇游行衢巷间，动辄与人滋事。”[16]另一类是正规与非正规民变队伍（如太平军、捻军、后来的义和团等等）战败后的幸存者，出于躲避清政府追捕以及家乡本无谋生之道等原因，并没有全部返回原籍或就地务农，而是隐姓埋名，浪迹四方。为数甚巨的散兵游勇加入失业者大军，是会党、土匪、马贼、刀客的最主要来源。深知此情的刘坤一说，沿江各省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注：［清］《刘坤一集》（一），第381-382页。）；吴善中所列《光绪年间哥老会成员出身背景简表》中，有217名哥老会成员有明确出身背景或职业，其中由各营弁员、营兵、勇丁及武举、武生出身者，占121名，几近60%（注：吴善中：“湘军与老令的蔓延及崛起”，《曾国藩学刊》，1997年，总第6期。）。较之安乐博研究的嘉道年间上升了30倍。因其能够熟练使用武器，包括新式洋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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