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安乐博分析研究了他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题本和奏折中找到的183个刑案。从这些案件看，1796～1839年四十余年间，广东拿获盗匪匪首126名，平均每年不到3人，主要罪行是偷盗[5]。就全国而言，此期虽也有白莲教、林清之类震惊朝野的“民变”，但数量极少，其行为是孤立的、个别的，并未引发全国响应。19世纪末已有明显增长，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光绪二十一年湖北全省因*抢劫，罪干斩决、斩枭，就地正法者，“计案五起，人犯十八名”[6]。

    清末民变的年发生率超过清中期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倍，比之甲午战争前后也有大幅度上升；有组织、有预谋，纵横相连，互为声援，通都大邑亦常见，且人烟愈稠密，匪类愈繁滋；参与者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士农工商、官吏兵丁，无人不匪，无地无匪；性质上从偷盗抢劫这类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主变为“全能”：偷盗、抢劫、罢工、罢市、学潮、兵变，*、贩毒，开场聚*，纠党劫物，掳人勒赎，*放火，拘官戕官，直至武装反抗、革命排满，无所不有。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仅广东一地拿获近万名“匪徒”，光绪三十四年一年，湖南“拿办各犯”，除“开立山堂、勾党谋逆”的数人不计外，罪大恶极、就地正法的会匪、强盗首要“共一百五十五名。其余各省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首都是统治中心所在，历代历朝皆为控制最严的区域，清末连京师也成盗薮：“其行劫也，地不必荒僻，时不必昏夜，往往纠党数十人，破扉直入，银钱衣物搜掠无遗；且皆携有火器，事主偶或拦阻，必至伤生。故一遇绿林豪客惠然肯来，相率匿迹销声，任其囊橐充盈，扬长而去。事后又惧其挟仇报复，不敢报官请缉。即报官矣，地方有司循例履勘，捕役缉贼追赃，而经年累月，迄未弋获。以故盗匪之胆愈大，而民间之害愈深。”[7]由是有人建议仿照西方国家与中国租界，设巡捕防范，费用派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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