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参与者尽管出自不同的职业和地区，但有两个共同点：贫穷且多游离土地，流动性大。从上述安乐博的研究可以看出，1796～1839年间广东捕获的126名盗匪的职业分别是（单位：人）：无技艺的工人合计84人，占总数的66.7%，其中雇工70，挑夫9，水手5；工匠和做小生意者共计24人，占总数的19.0%，其中渔夫8，割草工人5，小贩4，舵手3，剃头匠2，其它2；杂项合计15人，占总数的11.9%，其中乞丐8，仆人3，兵夫2，其它2；农夫3人，占总数的2.38%[5]。这些人几乎全都来自贫穷或边际贫穷的地区，是从土地中游离出去的过剩人口（126人中只有3个农夫，仅占2.38%），没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即使有，也不足以养家糊口），因为贫穷、失业，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安乐博的资料显示，152名盗匪中有32人(21.1%)在本藉州县工作，其他120人(78.9%)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工作。因其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没有专业技术，所找的工作只能是需要体力而不是智慧、社会地位低下的苦力活：雇工、挑夫、水手、仆人、兵夫……，他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
贫穷而无改善可能的最坏结果是把普通人逼成罪犯：由于生活来源不稳定，略有天灾人祸，或者某种特定的诱惑——如抢劫得利，就很容易脱离社会常轨，变成盗匪；社会的不公正，也是使这些人丧失道德意识、沦为罪犯的重要原因。为盗有被捕、判刑、甚至杀头的风险，这是盗贼付出的成本；但只要不被抓住，就是无本买卖，而且还能从盗、抢中获得利益——抢劫的收益。嘉道年间，广东地区“平均每个盗匪从每一次盗案中可以获得14两银子，这几乎比一个雇工一年的收入还要多！”[5]如果说一个良民最初因贫穷、天灾人祸被逼偷盗是出于无奈的话，那么，当他屡屡从偷盗抢劫中“获利”却没有被抓住，趋利动机便使盗匪行为变得极有诱惑力，往往就成了职业罪犯。天下大乱后，政府控制能力很差，偷盗抢劫的“成本——被捕”降到极低，而“收益率”上升，更容易铤而走险。如黄帼宣、梁丑瞎等是渔民，有自己的鱼船，但鱼太少，无利可图，决定当盗匪，结伙近百人，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新会、南海等地抢夺船上的货物。毛亚冠曾经是个兵夫，被遣散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去抢商店[5]。由于清朝军队主要采用世袭制，康乾盛世，内无大患、外无强敌，国家维持常备军即可，军队的招募、裁撤皆在常规性更替水平。尽管川楚白莲教起事后一度增加兵员，但总体上不多，事后裁撤自然也有限，所以126名盗匪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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