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率依然有季节性、突发性特点外，城市、交通要道、会党、盐枭、马贼出没的地区，匪患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溯查咸丰、同治年间，川省匪徒无虑数十股，然均有一定匪首，歼厥渠魁，胁从自散。此次匪徒，则不惟匪首难得主名，即匪股亦无一定，大都无知妇孺、会匪、饥民，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倡立不经名目，如顺天灵祖、活孔明、活土地、活观音之类，不一而足，各股皆同。及经大兵进剿，则又不耐一战，弃械狂奔，混入居民。民既留容，兵自莫辨孰为匪也。迨兵远去，若辈复又聚集，焚杀抢掠，无所不为，旋生旋灭，猝难尽绝。”（注：［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川省近日剿办会党拳民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下，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746页。以下简称《民变档案》上。）许多临时性土匪逐渐变成半永久性、永久性匪徒。其成员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内部组织相对稳定。如闽粤的海盗、东北的马贼、陕洛的刀客、豫鲁的杆匪、广东的堂匪，会党、盐枭在在皆是，因其有严密的组织、指挥、管理、发展吸收成员的机构，设局抽税，私制印票，俨然成为正常社会结构中另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其危害更甚于零星散匪。且兵匪一家，官匪一气，枭匪的势力甚至在官、兵之上，不仅公开拒捕，而且拘囚、抢劫官员（注：案：《申报》光绪三十年正月三十日《论松郡枭患》一文记，江苏候补道韩古农观察被众枭劫去，勒索巨金；川沙厅陈桓士司马“见匪人开场聚*，饬役拘拿”，被枪击伤，“几有性命之虑”；本月姚柏棠把戎奉命“往县境各处捕拿著名土棍。……各土棍竟敢梃刃抗拒，致把戎眉边额角均被刃伤，弓兵刘某则斫倒于地，幸附近董保竭力排解，始得掖出重围。此外，各乡镇枭匪因被拘而殴伤差捕者尤不可以数计。”作者感叹，“观近日枭匪纠党拒官之事，不禁深为骇异焉。”）。
在各省的交界区、一省不同府州县的邻界处，往往因其“三不管”而成为匪徒活动最为猖獗的地方。如江苏徐邳淮海一带与皖、豫、鲁交界，匪徒时常出没，“每以佩刀持剑为能，始则三五成群，籍端吓诈，继则肆意横行，凶抢仇杀，最为地方之害。”（注：［清］《清宣宗实录》（卷96），道光六年三月戊戌。）“湖南边境南与广东、广西连界，西南与广西、贵州连界，无不山岭崎岖，林深箐密，犬牙相错，径路分歧，匪党多以交界之区恃以藏身之固。”（注：［清］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湖南巡抚杨文鼎：《奏湘省筹办边防布置情形折》，《民变档案》（上）第429页。）“三曹地方，在贵州定番北路，瓯脱于广顺、罗斛、归顺之交，号三不管而为盗薮。”（注：［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署广西巡抚张鸣歧：《奏凌云拿获谋反首要片》，《民变档案》（下）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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