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遍地烽烟后，仿效西方的捕房、警察、马路工程局等并无实效。“以中国各行省而论，流氓地痞之纵横滋扰者，省会之地甚于州县，州县之地甚于村镇，盖人烟愈稠密，则匪类愈繁滋。……（上海租界）自朝至暮，虽通衢大道，憧憧往来，而强攫人财、讹索人物者尚不数数见。迩者十六铺以南，地虽系中国之界，而一切规制皆仿租界。既有捕房，以派人约束，又有马路工程局派人管理各事，每年靡费颇巨，所冀地方静谧，匪党不敢横行。迩来南市一带流氓地痞之多，实属骇人听闻。终日成群结队，游行市里，劫物伤人，到处充斥。”[8]劫案甚且发生在距巡局咫尺之遥的稠人广众之中，“人非大帮之枭，不过流氓也；地极繁盛之处，并非僻野也，而若辈竟敢目无法纪，恣意胡为，于稠人广众之中持刀劫物，是可怪矣。……南市人烟茂密，店肆如林，设局巡防，分段管辖，咫尺相望，并非地广不能稽，乃若辈竟敢公然行其劫夺之事，则试推之冷街小巷，当有不可思议之虞；更推之无局巡防之处，将益有难行之路，此必然之势也。……以上海一地巡局如是之多，而断路匪人竟于白昼之间毫无忌惮。”[9]“桑梓陡变棘荆，吾侪小民其将何以堪此哉？”[10]
二、无地不匪，无时无匪
早期盗匪主要活动于城乡结合部或商旅往来较多的地区，有明显的与农业生产一致的季节性模式。如广东农业两熟或三熟制，农历2～10月是播种、收获季节，盗匪明显减少，其中夏收、秋播最为忙碌的6～7月案发率最低。秋收后至明春元月，临时工、短期雇工甚至部分长工失业，盗窃抢劫案件急剧上升。其中11～12月因接近年关，为还债、为了取得过年的必要物品，聚众为盗，是盗贼最猖獗的时期。据（美）安乐博研究，匪患的季节性发生率最低与最高之间相差将近5倍[5]。同时，盗匪的规模一般也只在数人、数十人之间，百人以上的团伙很少见。此外，还有不少是因为天灾或者因某事官逼民反而为盗的，此类民变多有临时性、突发性的特点。
晚清民变发生的时间、地点、频率则有重大变化。由于居住在城市的手工业者、无业游民、流氓、地痞、乡绅以及会党、盐枭、散兵游勇等与土地没有密切联系者大量加入造反行列，除了纯农业地区的民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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