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须指出，这种变化在辛亥以前还没有达到群体易位、尊卑有序破裂的程度。即使像“绅商”这个复合型的群体，“绅”仍列于“商”前，反映了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不得不托庇于民间社会最高层的士绅而获得“体面商人”地位的事实。以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例，总理严信厚、副总理周晋镳、毛祖模等，都以经商起家而成为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但同时又有清政府赐予的花翎顶戴和虚衔（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为花翎二品顶戴直隶待用道，副总理周晋镳为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5名总董中除唐杰臣不详外，其余4名俱有二品或三品候选道、补用道的官衔；13名议员中，已知5名有官衔，其余均不详待考。见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7页。），“上传官府之德意，下达商贾之隐情”，周旋于官场、商界之间（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为花翎二品顶戴直隶待用道，副总理周晋镳为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5名总董中除唐杰臣不详外，其余4名俱有二品或三品候选道、补用道的官衔；13名议员中，已知5名有官衔，其余均不详待考。见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江苏的张謇，人称“状元资本家”，可谓“绅商”典型。但他却申明自己是“言商仍向儒”，无怪后人为他作传时会说他“自士林出发，经过商贾又回到士林。”（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页。）在顶礼膜拜“皇帝爷”的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虽然因科举废除而在社会价值观上有所异化，但传统的力量依旧“像梦魇一样拖累着近代中国社会迈进的步伐。”（注：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辛亥革命扫落了皇冠，赶走了皇帝爷，也就冲破了传统的社会群体结构。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商人地位由四民之末急遽上升。原先的“绅商”，随着民国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倾斜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随着旧朝覆灭和“重农抑商”传统政策的破解，“绅”的一面逐渐淡化，“商”的独立一面渐趋增强，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以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身份，获得了社会尊崇。仍以上海为例，1912年2月，由上海商务总会（其前身即上举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的上海总商会，其主要领导人虽然仍属“绅商”型人物（注：以1918年届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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