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也是常识，不必一一加以论证。当然按照上述的说法，在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清政府不应当以兵戎相见，而应该采取“外交手段”去解决，也就是用“和”来制“战”。不打战而能解决问题，无疑是好事；但这却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对外政策就强调“抚”，不要“衅自我开”。例如中日甲午战争，是年正值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庆典，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已暴露的情况下，慈禧仍“不合先开衅生事”，依靠李鸿章寻求外国调停。李鸿章的办法是“以夷制夷”，也就是依靠外国的调停或干涉来解决中日争端。他先后恳求俄国、英国出面调停，但都遭到失败。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又央求俄、英帮助调停。英国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曾建议俄、法、德、美等国联合调停。但日本气焰正盛，给予拒绝了。其后，又请求美国担任调停，《马关条约》就是在美国操纵下签订的。清政政腐败，确实闇于国际情势，但即使善于运用“外交手段”，恐怕也难避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命运。“弱国无外交”，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只讲强权不讲公理。李鸿章也想运用外交手段——“以夷制夷”，但没有主动权，只能听人摆布，其实是“受制于夷”。孙中山长期在国外活动，了解国际情况，也注意运用外交手段，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帝国主义国家都拒不承认。尽管孙中山很焦急，也无可奈何。
至于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要求赶走帝国主义，只是“豪言壮语”，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却是“苦果”，恐怕不妥。按照这种逻辑，不仅是中国，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都是不必要的，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倒退的。历史不能如此颠倒。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压迫，争取独立、主权、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无疑是促进本国和人类的发展，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发展和高涨，才使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终于瓦解。
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大概最受人指责的是义和团运动，尽管肯定他们的英勇，但认为他们愚昧落后，结果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吞下了苦果。不可否认，义和团有其落后性，也有盲目排外，最后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联合镇压了。然而义和团反帝运动不是毫无意义的，把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更是不公正的。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就在1901年，《开智录》上发表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指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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