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举，并感喟道：“呜呼，念一本之亲，敦宗收族，俾得聚居而无流离失所者，自宋文正范公义田外，今寂无闻，杳无继焉。”［26］（卷一六《艺文志?牧亭方氏义田记》）可见，当时拥有一定数量族田和较完善组织的宗族在浙西北尽管存在，但并不普遍。这正如冯尔康先生所指出的：“清代宗族的实行，有时间、地域和程度的差异，以为在全国范围内，整个清代都深入实施了，是过高估计了它的力量……清人希望按照他们理解的敬宗收族的原则，努力实现宗法制，并且取得了部分实效，但离热衷者理想差距甚远。”［27］
所以在总体上，对家族这一组织的社会管理和整合能力不宜作过高的估计，至少在浙西北，它较多地是作为一种松散的乃至观念性的组织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实际生活中。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业已明了，相对于上层社会，基层社会的等级观念较为淡漠和模糊，自为因素在个人社会流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个家族欲保持其既有地位，就必需不断有族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这无疑会促使家族组织尽可能地鼓励和资助那些出身贫寒却可造就的族人投身举业或商业［28］（pp.152～157）。但同时，宗族公有经济和整合能力的有限，使之又难有足够的能力全面干预宗族内部的各家庭的经济生活，消弥其贫富分化，无法有效阻止其内部某些家支的衰微。这样，个人和家庭也就不太可能仅仅通过管理族务来长久保证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族内部社会流动的频繁也就势所当然了。而且，在清代的江南，商品经济和租佃关系都相当发达，庶民地主的力量大大增强，田产的转移十分频繁［29］［30］。当时有关“富不过三代”之类的记载和慨叹随处可见，比如：
虽素封之家，不出数年，立见萧然。［31］（卷五《风俗》）
有世族而凌夷者，有寒微而起家者，盛衰相乘，变迁无定。［3 ］（卷三《舆地志?市镇》）
这也就是说，家族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的不足使得它无法将这种流动控制在其内部而保持整个家族地位的稳定，家族间也常常处于盛衰隆替之中。虽然清代浙西北几乎每个县都有几个名门望族，但具体到各个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的地位都处在变动之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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