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殊可怀疑。贝蒂所言是否符合桐城的实际情况，姑且不论，但至少像贝蒂描述的完善和普遍的宗族组织在浙西北并不存在。首先，我们承认经营宗族事务有利于个人成为精英，但这仅仅是众多途径中的一条。根据笔者对清前期浙西北16个州县志人物传的统计，经营宗族的活动在基层社会精英的所有活动中的比重并不高，仅为11％（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其次，尽管聚族而居在浙西北是一种普通的现象，特别是边缘地区，往往“乡村皆聚族而居”［9］（卷一五《风土?风俗》）， 不过这并不一定表明宗族的发达。因为即使现在，以单姓村、主姓村为主体的村落格局也依然在浙西北地区存在［20］（p.11）。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当时浙西北确实存在一些名门望族，它们完全有可能像桐城张氏、姚氏那样拥有一定的族田和较为完备的宗族组织，但并非普遍现象。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浙西北的边缘地区族谱较少，宗族组织也相当松散，宗族总体上处于一较为自然的状况。而中心地区，虽然组织水平相对较高，但宗族组织的普及程度却不高。比如，明末由黟县迁杭的汪氏，在清前期，共有举人以上人才16人，其中包括3名进士，但直到道光九年，“占籍以来，历十有二世，二百余年”后始有迁杭支谱刊行，道光二十六才建成宗祠［1］（卷首《序》、卷五《志乘?武林祠堂记》）。 而以著名学者、翰林院检讨陈兆仑领衔的杭州陈氏，直到道光年间，族谱还只是稿本，而且相当简略、零乱［19］。德清的方志编纂者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才慨叹道：“若世家尤阙祠庙、祭田，不立宗嫡，在清邑尤可议焉。”
当然，建立像范氏义庄那样宗族公产的愿望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但这种愿望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值得怀疑。民国《南浔志》中载有拥有宗祠的家族42家，其中仅庞氏、张氏、周氏和刘氏等四家附设义田［22］（卷一六《祠墓》）。这还是清末的情况，而一般认为清末是江南义庄发展最快的时期。清前期的义田可能会更少。张研在翻检方志中看到，“浙江族田见于方志记载的并不多”。不过她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族田已十分普遍而无需记载造成的，不过，张为证明浙江普遍设有族田所举的例证都出自浙南主要是浙西南山区［24］（p.45）。而据笔者在昌化地区的调查，该县抗战前，绝大多数宗族至多拥有数量十分有限的祭田（当地人称“清明田”，几分到几亩不等），绝少有义田。这与陈锦清等人在海宁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20］（p.36）。而且建置族田也绝非像张研所认为的那样是不需大加表彰的善事。比如在“各乡村多聚族而居，数十百家，皆有家庙”［25］（卷九《风俗》）的于潜县，康熙年间，生员方熙载等人捐置义田120亩，引起了当地社会较大反响，县学教谕王锡瓒亲自作文盛赞熙载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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