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高，但由于品德高尚、医术精明、才高学博等原因，而受到地方官或别的大员的赏识，以致在地方影响骤增。比如海宁的钟大源，就因受阮元和秦侍郎的敬重而使“官于海昌（海宁的古称——引者）者、远近好事之士争致银米以订交”［3］（卷二九《人物志?儒林》）。又如清初仁和名医吴嗣昌， 在“总督赵廷臣遘危疾”时，“独排众议，投以冰水，立愈。遂名重一时”［4］（卷一五○《艺术》）。后一种情况的人多无所依傍， 较多的是依靠个人的品行、才略和财富等通过为基层社会做实事或为民请命等来博取乡民的拥戴。比如，康熙中，富阳细民孙宏儒见该县南观山义渡北沙地被邑巨绅邵某侵吞出售，“乃纠集耆民徐达生等百数十人”，跪请邵绅，邵不纳，“联名控县，不理。乃环诉上宪，恰知杭州府石某与邵某为同岁”，呈控不成，反遭惩处。后有廉吏莅临，宏儒等再诉，终得直，“以宏儒为义渡长”［9］（卷一九《人物中》）。 海宁的张子相，自幼喜分人忧，“及长，膂力绝人，能挟巨石超登社庙脊。喜雪不平，抑强扶弱，势豪惮之。远近钦其名，呼为小桓侯”。后为均丁粮之事请诸上宪，因侵犯富人利益而下狱，乡民大哗，“欲犯狱出之”，为其所止。后释出，仍赴宪呈控，终有正果，乡民德之。其卒时，“不讣，而吊者千余家”［3］（卷四○《杂志?轶事》）。归安的陆名扬， “初业农，已乃稍预其村中事，有庙圯敛钱新之，既成，出所赢买田为常住供，皆叹其公。有小争讼又为之排解，无弗服。久之，大事亦争讼于其门”［10］（卷四九《杂议》）。当然这两种途径很多时候可能互相交融，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品德、功名、财富和才干是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晋身所需借助的四个最重要的条件。它们都包含有自为因素，无不需要一定的个人努力。只要努力，并假以机会，即使是普通的平民也不难成为精英中的一员。由此可见，在当时基层社会的实际生活中，等级并非森严而不可逾越。
二
“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从社会地位不同的一种位置移向另一种位置的现象，被大多数社会学者称为‘社会流动’。”［11 ］（ p.171）社会流动是个人改变社会地位的社会性行为， 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从不同的角度可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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