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二○～一五○，《人物传》；光绪《乌程县志》卷一六～一八，《人物》；光绪《归安县志》卷三三～四二，《人物传》；民国《海宁县志稿》卷二七～三三，《人物志》；康熙《德清县志》卷七，《人物传》；嘉庆《德清县续志》卷六、八，《选举志?乡饮》、《人物志》；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八，《人物志》；嘉庆《余杭县志》卷二五～二八，《人物传》；光绪《余杭县志稿?人物》；同治《长兴县志》卷二三～二六，《人物》、《孝义》、《忠义》、《寓贤》；道光《武康县志》卷一九，《人物下》；同治《安吉县志》卷一二，《人物》；光绪《富阳县志》卷一九，《人物中》；宣统《临安县志》卷七，《人物》；嘉庆《于潜县志》卷一四，《人物志》；光绪《于潜县志》卷一三，《人物志》；民国《新登县志》卷一五，《人物传》；民国《昌化县志》卷一一～一二，《人物志》；同治《孝丰县志》卷七，《人物志》。

    一般说来，相当注重出身和家世的方志编纂者不大可能遗漏传主值得骄傲的祖先，尤其是祖祢。因此表中AA’的比例或许稍稍偏高，但应不致于影响我们的分析。实际上，它与何炳棣的统计结果是基本相符的。其结果是：当时社会流动率的平均值，三代无功名的A 类和三代仅有过生员的B 类的总和为42％。不过何炳棣统计的对象是明清所有的进士和19世纪的举人和贡生，是为高级绅士。一般而言，越是高级的功名的取得，总体上对出身的要求越高。这从表1 中绅士精英与平民精英流动率的差异上可得到证实。而本文的绅士，以下层为主（占到2／3以上），与何炳棣以进士为主体的统计对象相比，地位要低得多。表中AA’的比例占到62％，充分显示出基层社会精英上下流动的频繁程度明显超过上层社会。不过，贝蒂所揭示的一些现象在浙西北同样也可找到。几乎每一个州县，都有几个名门大族在当地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在德清县志人物传所载的人物中，徐、蔡、沈、胡和许五姓要占到总数的53％［14］（卷八《人物志》）［8］（卷七～八《人物志》）。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同一姓氏是否全部属于同一个家族，但像德清的徐、蔡、胡等氏人物，其主体来自同一个家族应该没有问题。程晋芳在为海宁祝氏支谱作序时曾言：

    夫海宁族姓，入本朝惟陈氏两世宰相，为大官者最多，然浙西人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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