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精英无疑都在当地社会具有一定的权威。不过无论其权威来自何处，都需得到乡民的认可才能最终产生力量。因此在探讨精英晋身的途径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基层社会认可精英的标准。嘉道时期钱塘的汪远孙因“置言成范，立行可模”，于光绪六年入祀乡贤祠。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等人为其请入乡贤祠的奏疏中所载有关事迹，为我们提供了时人关于乡贤的标准。其疏云：

    已故内阁中书汪远孙，浙江钱塘县人。幼失恃，事父与继母以孝闻，有弟五人，友爱弥笃。敬宗收族，尝创修支谱。族姻之贫无依者，按月周给，存活甚众。婚嫁丧葬之事，悉倾助之。并设家塾于芝松里，延名师以教族中之孤不能自立者。持躬泊然，而赴义若渴，于古名臣先儒之祠墓，遇有＠①剥者，必请于大吏以时修葺，凡养老、育婴、清节、义学诸善举，靡不捐资以助。尝排日读《十三经注疏》，每有心得，辑为考异。［1］（卷五《志乘•乡贤》）

    在钱塘县的申请册中，还提到他是嘉庆丙子科举人，做过短期的内阁中书，道光十三年卒于家。他“生承平之世，心存君国”，“易箦之前，谆谆以忠孝廉节为诸弟勖”。而且汇采地方文献，“用力尤勤”［1］（卷五《志乘?乡贤》）。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 汪远孙被视为理想的精英而入祀乡贤，是因为他符合下列标准：1.忠君报国，事亲孝友；2.关心地方社会事务；3.致力于敬亲收族之事业；4.刻苦攻读、学识淹博；5.有一定的身份。

    能入祀乡贤的，无疑称得上是高级精英。不过真正能同时具备以上条件并获入祀乡贤者为数很少。相对而言，乡饮宾介，虽然也一般被视为地方精英，但要求的标准要低得多。同治《安吉县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清前期74名乡饮宾介被举荐的理由，大体可反映出成为中下层精英的标准。概而言之，主要可分成以下几项：A.节俭淳朴；B.仁慈笃诚；C.耆年硕德；D.乐善好义；E.艺精才高；F.孝友治家。在以上各项标准中，A和B分别从生活方式和品性的角度显示出道德的意义；C 表明了在传统社会中年龄的重要性，当然年龄只有在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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