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仕途。明代歙人汪道昆曾回忆说：“（歙）临河程次公升、槐塘程次公＠(11)与先司马并以盐策贾浙东西，命诸子姓悉归儒”（注：《太函集》卷55。）。休宁程封用因早年父死家贫，弃儒经商，历尽艰辛，终于致富。弥留之际，他谆谆告诫三子：“向仁（长子）、向学（二子）业已受经，即向策（三子）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注：《太函集》卷61。）。正是出于这种“汲汲”于子弟业儒的强烈愿望，致富后的徽商不惜重金延名师以课子侄成为普遍现象。歙县盐商鲍柏庭在延揽名师，购买书籍教育子弟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注：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支谱》（清刊本）卷3。）鲍柏庭提出的“富而教不可缓也”的思想，在徽商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此外，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还在城乡各地广设家塾、族塾、义塾、义学，同时大力倡修书院（注：参见李琳琦、王世华：《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年第3期。）。这方面的材料在徽州的方志、谱牒中俯拾可得，兹不赘举。
徽商在“家业隆起”之后，对子弟业儒成名的心情是异常迫切的。凌珊，明隆庆时人，“早失父，弃儒就贾”。“恒自恨不卒为儒以振家声，殷勤备脯，不远数百里迎师以训子侄。起必侵晨，眠必丙夜，每日外来，闻咿唔声则喜，否则嗔。其训子侄之严如此。”一日，凌珊对其妻说：“儿虽幼，已为有司赏识，吾与尔教子之心当不虚。异日者尔随任就养，必教儿为好官，以不负吾志乃可。”（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卷4《文行》。）凌珊教子之心如此之切，督子为学如此之严，目的是希望其子能早日撷取功名，做个“好官”。这不仅是凌珊，同时也是其他徽商的共同心愿。
在父兄的殷殷期望和全力督促下，徽商子弟在科场中大显身手。仅以徽商中的两淮盐商为例，据嘉庆《两淮盐法志》中的《科第表》所列，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这160年间，两淮徽商子弟登科者即有256人，其中进士85人，举人116人，贡生55人。这个数字是在两淮的山西和陕西商人所无法比拟的。同一时期，两淮的陕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为45人，其中进士11人，举人25人，贡生9人；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为22人，其中进士6人，举人11人，贡生5人。所以研究徽商的学者们认为：“两淮徽商中的富商之家，经过一两代之后，其子孙大多不是加入儒林，就是荣膺仕宦。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财源茂盛’，而是显名于时，甚至是扬名后世”（注：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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