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有算，关市迭征，所息半输之道路，归慰待哺，宁有几何？”“兼邑当孔道，诸邑供亿，时时倚办，奉公之直，十不逾半，而舆隶上下而渔猎之，则市廛重困矣。”（注：万历《休宁县志·风俗》。）在上述情况下，商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其艰难状况可想而知。业儒与服贾两者在境遇上的巨大反差正是封建社会官本位的反映。所以徽商在内心深处都把业儒入仕看成是“大吾门”、“亢吾宗”的致远大业。无怪乎，明代歙商汪海虽已为“上贾”，但在命儿子汪体义治经术时却说：“其从叔父入太学，庶几异日大吾门”（注：《太函集》卷55。）。其次，与徽州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有关。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兵革不到，故东晋南朝的一些士族在社会动荡时为避乱纷纷来此定居。隋末、唐末不少世族地主为了躲避农民起义狂飚的冲击也举宗合族迁居徽州。他们的到来对徽州风俗影响很大。据宋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载：“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以后，这些留居的世族地主凭借他们的*地位以及家学渊源，通过科举入仕又在各级封建政权取得一席之地，以致“名臣辈出”。朱熹以后，这里又成了“文公道学”之邦，“彬彬多文学之士，其风埒于邹鲁”（注：乾隆《绩溪县志》卷3。）。在理学之风的熏陶下，徽州形成了一种业儒入仕的历史传统。名门望族，必有业儒入仕而为朝廷显官者。这样一代教诲一代，一代提携一代，终于造成了徽州“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家弦户诵，寅缘进取”的局面。这种传统同样深深扎根于徽商的心理之中，以致成为他们的终极追求。
如果说为了生存，徽商在迫不得已走向商海之际，为了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创业起家，还有点“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注：《太函集》卷18。），或者说重商轻儒的味道，而我们把这一点权当作是徽商否定传统价值观的“新思想”倾向的话，那么，经商致富以后，生存的问题已经解决，徽商的这点“新思想”倾向就荡然无存了，传统的崇儒尊儒、求名入仕的社会心理在他们身上又完全复归。关于这方面，有两点为证：其一，不少徽商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入仕。如江登云，清康熙乾隆时人，16岁随兄外出经商，虽大获成功，却殊不自得，决心要“为国家作栋梁材”，终于弃贾业，入武学，考中武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官至南赣都督（注：歙县《丰南志》第5册。）。康熙年间休宁人汪淳涉足商界十余年后，“复习举子业”，一举登第，授中书舍人（注：康熙《休宁县志》卷6。）。其二，徽商在业贾致富后，总是让儿孙们读诗书，“就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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