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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人，可以利用财富华其栋宇、玉食锦衣、纳妾招姬，过上和士阶层一样的令人歆羡的生活，那么商人和士相比，唯一缺少的就是*身份了。而*身份，在传统社会中，恰恰是获得世人尊重的首要条件。于是，为了获取世人的尊重，徽商又祭起了财富这尊法宝。他们利用财富接纳官府，讨好皇帝，密切与各级官吏的关系。这其中虽然有“以不利为利”，求得更大财路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想“用博一官也”。徽商在这方面消费的钱财是十分惊人的。如明朝万历年间，师征关酋，歙商吴养春一人就捐饷银三十万两（注：《歙事闲谭》第10册。）。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征小金川，徽州盐商江春等人一次捐银就达四百万两之巨（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2。）。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载，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嘉庆九年（1804年）的100多年间，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在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等名目下，交给清政府的银达39302196万两、米215万石、谷32946万石。对各级官吏，徽州等盐商每年也以所谓“程仪”、“规礼”、“别敬”等名目孝敬钱财，与之结好，动辄“盈千上万”（注：《李煦奏折》，第196页。）。康熙、乾隆历次南巡，为了献媚邀宠，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更是不惜巨额消费。他们修筑了高ｇｕì＠⑨、天宁、金山、焦山等四大行宫，“供奉宸游”；建造了许多别致的人文景观，以备皇帝巡幸观览；凡是一技一艺之长，可以取悦于皇帝者，“莫不重值延至”，其所费不赀。更有甚者，乾隆南巡时，两淮八大总商之一的歙商江春，曾在扬州大虹园，仿照北京北海白塔的式样，于一夜之间也建成了一座白塔，以供皇帝观赏。江春显示出的豪侈之举，连乾隆也感叹说：“盐商之财力伟哉！”（注：《清稗类钞》第2册《园林类》。）徽商在捐输、报效、结纳官府方面的巨额消费，不仅得到了封建官府在经济上的回报，而且还得到了封建官府在*上的赐予，许多徽商因此获得了官秩，变成了“红顶商人”。如欲县大盐商江春，乾隆中因“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再加接驾有功，而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乾隆还对其“特宣温旨，加授布政使衔，荐至一品”（注：《橙阳散志》（嘉庆十四年刊本）卷3。）。像江春等人这样以“布衣上交天子”所取得的显赫的地位、名声和利益，不仅是一般商人，而且也是大部分士人所无法企及的。
致富后的徽商不仅通过奢靡的生活方式赢得了世人的瞩目，而且通过权钱交易获得了令世人梦寐以求的*身份。由此，徽商在商业经营中又一次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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