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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夸富斗靡，引起了世人的羡慕、惊叹，以致模仿，的确达到了引起社会注意的预期效果。翻开明清方志，披览之余，一个强烈的印象油然而生：明代中叶，是中国社会风尚习俗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时期，“风俗自淳而趋于薄，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注：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有以致之？有学者认为，这种嬗变，更加具体和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的奢靡生活方式由东南逐渐向四方传播所致（注：参阅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1页。）。正如近人邓之诚在论述此奢风时说：“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尚，奢风流行，以致世乱，扬州盐商与有责焉”（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下《明清·生业》。）。徽州是徽商的桑梓之邦，明成化、弘治以前，这里民间生活崇尚节俭，但是随着明中后期徽商在两淮的暴富，徽州的民间俗尚也一变而为“乘坚策肥”，奢风大盛（注：万历《歙县志·风俗》。）。这种变化的原因，时人以为“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注：《歙事闲谭》第18册。）。淮、扬是徽商侨寓集中之地，徽商的大贾巨富多麇集于此，因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就更为直接。时人说，扬州奢靡风气的流行是由于“学盐商”的结果（注：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乾隆《山阳县志》也认为，淮安地区奢侈之习的形成，“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注：乾隆《山阳县志》卷4。）挟资千万的徽商当是淮俗嬗变的关键因素。徽商奢侈生活方式的流风所及，对北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歙事闲谭》记载，明朝隆庆年间，单单是徽州歙县一地，“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家，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千”。随着康、乾两帝不断南巡，对以徽商为主体的扬州盐商的财力和生活方式多加叹赏，扬州徽商的生活方式对京师的影响逐渐加剧。仅以戏曲为例，乾隆后期，北京舞台已是徽剧一枝独秀（注：参阅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7页。）。京师生活方式其他方面所受的影响可想而知。徽州等商人在大江南北和运河两岸的奢侈生活方式，甚至通过陕商影响到关中地区。清代的《秦疆治略》说，关中地区“竟尚浮华”，是“传染南方风气”所致。豪侈的生活方式被人羡慕、被人模仿，使徽商认识到财富的巨大魔力，心中自然涌起一股自满自足之感，从而也就自然冲淡了他们作为商人?的自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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