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后期到清朝的乾嘉时期，随着徽商财力的进一步扩大，其奢侈性消费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徽州盐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注：《太函集》卷2。）。南京上新河的徽州木商，“服食华侈，仿佛淮阳，居然巨室”（注：《歙事闲谭》第18册。）。“徽州灯，皆上新河（徽州）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灯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丽。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ｙīｎ＠⑥，灯火达旦，升平景象，不数＠⑦桥”（注：甘熙：《白下锁言》。）。徽州典商许某，歙县人，“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而其子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侈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侯。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青骊彤白，无色不具，腹鞅背＠⑧，亦与相称，每出则前后导从，炫耀于闾巷间”（注：《歙事闲谭》第17册。）。

    长江流域和运河沿岸是徽商的聚居或经常往来之地，这里的大小城镇都有徽商夸富斗靡、寻欢作乐、恒舞酣歌的身影。特别是扬州，因是徽州富商大贾最为集中的城市，所以徽商在此“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注：《清朝文献通考》卷28。），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更是无与伦比。

    徽商在奢侈性生活方面的用度，其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有学者据有关资料估计，徽商商业利润用于“肥家润身”的部分，占其利润总额的50%以上（注：宋应星佚著四种之一：《野议·盐政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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