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徽商对新的商业价值观的宣传还稍稍能显露出一点与传统“抗争”的意味（其实不能说“抗争”，只能说是对传统的变通和调和而已），那么接下来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奢侈夸耀以及利用财富谋求*身份的行为就是完全在向传统妥协了，因为他们无非是想通过这些行为方式达到传统“士”的境界，向“士”阶层一样被人羡慕、受人尊重。可见，崇儒重仕的传统价值观念仍然牢牢地吸附在徽商的内心深处。像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业儒入仕也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弃儒服贾的徽州商人的深深失落感中就可窥见一斑，如休宁商人汪可训，因“不得志……遂辍帖括”，涉足江湖。经商致富后，他延名师，课督其子，并训戒其子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尔”（注：《休宁西门汪氏宗谱》（顺治十年刊本）卷6《太学可训公传》。）？休宁商人汪昂，“愤已弗终儒业，命其仲子廷诰治书曰：‘必以经时务，佐明时，毋徒委靡为也’”（注：《汪氏统宗谱·昂号云峰配王合纪传》。）。这些商人对未能服儒的遗憾和悔恨正隐含着他们对儒业的追求与向慕。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徽商虽然身在商海，但仍然不愿放弃自己先前的儒士身份与习惯，“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ｘｉù＠⑩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倏悠然若忘世虑者”（注：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嘉靖稿本）。）。另外一些人在囊橐充实之后，不惜钱财，建园林别墅，招徕各地文人学士，于其中揽胜访古，结社吟诗，文酒聚会，歌舞自娱，以续自己的未究之梦。

    崇儒重仕的传统价值观为什么能牢牢吸附于徽商的内心深处呢？首先，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是一种按官职大小确定地位高低的官僚制度。它是一种特权制度，对人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一旦业儒入仕，跻身于官僚士大夫行列，说不尽的好处就会纷至沓来。如可以优免徭役、躲避赋税和以权换钱等等。而商人与之相比，就有天壤之别了。虽然徽商大多“以末致富”，但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明清时期，政府对盐、茶及一些金属矿物的禁榷制度很严，商人涉足其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时由于*的腐败，商税沉重，关卡林立；再加上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他们视商人为俎肉，大肆盘剥勒索，使经商困难重重。明万历《休宁县志·风俗》的作者就曾哀叹说：“逮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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