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丈夫”所为，都是人生的有为之途。诚然，儒、贾因分属不同的行业，各有其规范，但是它们在“事道”上是“亦相为通”的。重要的是个人的儒学修行，而不在为儒、为贾。如果贾者能“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么“贾何负于儒”！因此，在儒家的最高标准“道”面前，儒、贾两者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并无尊卑贵贱之别。所以徽州人在教育后代时一再强调：“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缝章而后为士也”（注：《汪氏统宗谱》卷116。）。其次，徽州人认为儒、贾在追求的目标上亦是相通的。表面看来，“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似乎追求的目标不一，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业儒入仕固然可以“拾朱紫以显父母”，光耀门庭，而经商创业以养父母、“垂袷后昆”，亦能“大振其家声”（注：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万历刊本）。）。因而业儒、从贾，为名、为利，其实“名亦利也”、“利亦名也”（注：《太函集》卷54。），两者亦是相通的。明代歙商吴佩常就曾对其亲属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诚愿操奇赢，为吾门内治祠事”（注：《太函集》卷72。）。至于在儒家伦理面前，为儒、为贾的目标甚至是完全统一的。明代歙商方勉弟，“父贾中州，折阅不能归，伯氏（勉季）为邑诸生矣，仲公（勉弟）顾名思义，蹶然而起曰：‘吾兄以儒教致身显亲扬名，此之谓孝；吾代兄为家督，修父之业，此之谓弟’。乃辍家，从父贾中州”（注：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72《方仲公家传》。）。第三，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徽州人认为商人的作用更是一点也不比儒者逊色。儒者入仕，治国平天下，而商人贸迁有无，“兴废补弊”，亦有益于社会（注：歙县《许氏世谱·明故青麓许公行状》。）。明嘉靖年间的休宁商人汪弘甚至认为，商人“虽终日营营，于公私有济，岂不愈于虚舟悠荡，蜉蝣楚羽哉”（注：《太函集》卷16。）！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人对社会的作用远胜于那些整天纵情山水，无所事事的儒士。
在否认士贵商贱，宣传“士商异术而同志”的同时，徽州人又向传统的本末观进行宣战。明弘治正德年间，歙商许大兴就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注：《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嘉靖六年稿本）卷8。）。继之，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坛上的“后五子”之一、其祖父和伯父都是以商贾起家的歙人汪道昆，又著文对传统的本末观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他说：“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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