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得以捐输，但这不能说明所有官商都是如此，也不能说明该官商发家时，投靠政府的情况。因此，对大多数官商来说，捐输、贿赂官府并非一定等于破产。有人指出，在1750～1800年间，运盐商人每年可获利润500 万两。〔72〕另有人说，盐商平均每年捐输近百万两。〔73〕盐商大概是官商中捐输较多的商人，他们捐输的款项也只占全年利润的五分之一，可见捐输、报效只占官商利润的一部分，大部分利润是官商投入再生产；或者自己消费；或者作他用了。另一方面，即使官员腐败，也不能由此说明政府是严重压抑官商的，尤其是政府的各项商业政策和规定，更没有以压抑商人为目的。不过，官商的破产确与政府有关，这就是国家采取的管理官商的制度，从主观意志出发，人为管理，统制过死，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正是这种管理体制，才使官商走上破产的道路。与此相反，政府对民商的管理就比较宽松，许多方面没有统制，致使民营商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民商的发展也比较正常、稳定、迅速，由此也可以说明清政府不是严重压抑商人的。
还有的人认为：官商的衰败与国家商业政策有直接关系，“封建专卖总体上是以抑商为核心。”但是又指出，康雍乾之际，政府“比较认真执行”‘恤商裕课’的方针。”自“乾嘉而后，随着*环境恶化，‘恤商裕课’的机制削弱，抑商功能强化。”〔74〕这也值得商榷。清代国家各时期的商业政策有一定的继承性、连续性，嘉庆时并非商业政策有什么改变。只是嘉庆以后国家经济已开始走下坡路，与国家经济命运相连的官商，其经营自然也不会再出现什么兴盛的局面。实际上官商的盛衰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官商产生本身正说明了这一点。（有关清政府的商业政策另文论述）
注释：
〔1〕参阅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9页。
〔2〕〔52〕经君健：《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载《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