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和关注，大部分官商还是先后衰落破产。其中主要原因是，国家对官商的管理和限制，不符合经济规律，阻碍了官商的经营。国家规定的运销地点、限定的销卖时间，实行的价格管制，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如：陕西榆林茶引一千道，规定在榆林、怀远、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乾隆年间，由于山西民人制茶销往蒙古，官引在这一带滞销，官商受到损失，致使无商领引贩茶。当时私茶、私盐充斥，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官商没有独立的经营权。据有人研究指出：在乾隆以前，日本铜源丰裕，采购较易，运到日本的国货价贵易销，运铜成本较低，铜商获利较多，政府却不准在每年二百万斤定额以外多购多运。到了乾隆年间，日本铜产量降低，出口铜也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仍按每年运足二百万斤的额数，令铜商贩运。铜商请削减运铜数量，政府不允许，以至官商难以完成定额，只能作为挂欠，转帐于下一年度的交铜额内，因此官商欠帐年年增加。范氏请求“弃产变价，告退招商”，政府也不批准。〔69〕货源发生变化不许改变定额，造成官商亏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官商一旦负债累累，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政府则立即对其查抄逮捕，以家产抵偿债务。范式家族正是依靠政府给与的特殊政策和热心关照。发家致富的，他们经营过许多专卖商品，可以说享受优惠多，管制也受得不少，最后到了破产的境地。像范氏家族这种当时官商中的资产雄厚者，尚且如此，其他官商更可想而知了，大多数官商都难免落得此下场。范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性，正反映了政府与官商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皇商范式家族破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以清王朝为代表的腐朽生产关系对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严重压抑。”〔70〕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以范氏家族为代表的官商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官商是政府为了自身目的而招募的，政府努力帮助官商赢利以供财政之需，绝非愿意官商破产。这从官商享受的许多优惠政策，就可以反映出来，给官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至少也能说明政府不轻视官商。实际上给与官商诸多优惠政策本身，就不能说清政府是严重压抑商人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官员对官商的勒索严重，造成官商破产。〔71〕所谓勒索主要表现在捐输上。问题当从两方面看，政府官员的腐败、受贿和勒索，会给商人经营带来影响，官商有时是不情愿捐输的，但官商更多的是依靠捐输、贿赂来取得某种特权，以便从经营中获取利益，所以捐输、贿赂对官商来说，并非仅仅是“一种*荣誉”，没有实际好处，官商是不会做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官商在即将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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